一、西河郡郡址所在地
霍洛柴登，蒙古语意为“草滩上的圐圙”。霍洛柴登古城位于杭锦旗锡尼镇霍洛柴登第六嘎查所在地，城址周围地势开阔平坦，柴登河由城东流经城北，顺城西向南方而去，城址依山环水。城址平面形制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446米，南北宽约1100米，南、北、西三面城墙断断续续隐约可见，呈土垅状微凸于地表。墙基用粘性较强的白泥夯筑而成，宽约13米，夯层厚0.15～0.16米。
城西中部地面隆起，地表砖瓦密布，为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官署区。在其附近发现有铸钱、造兵器的场所，城内的东南和东北部，发现大量的铁、铜渣和破碎的铜、铁残片，应为冶炼、铸造铜、铁器场所的遗址。
城内地表散布数量较多的陶、瓦残片。城内采集到的遗物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钱”范、铜五铢钱、铁甲片、云纹瓦当、绳纹筒瓦、绳纹板瓦、瓦楞纹板瓦、陶盆、陶瓮、陶壶、陶甑残片等。所见陶器多为泥质灰陶，少数为夹砂灰白陶，胎质较细腻、坚硬，多轮制，烧造火候较高。
西河郡是西汉在鄂尔多斯以及周边地区建制最大的郡之一，治所在平定县。西汉时期，全郡的人口有69多万人，户136390，下辖美稷、广衍、富昌、平定、虎猛、增山、谷罗等36个县，有人说霍洛柴登古城是西河郡下辖的增山县，也有人说是平定县。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霍洛柴登古城应当就是西河郡治所在地。
图一 霍洛柴登古城远景
二、“西河农令” 印—西汉时期管理西河郡农业官员的印信
霍洛柴登古城出土了众多珍贵文物，特别是“西河农令”印证实了霍洛柴登古城为西汉西河郡故址。
西河郡设置于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汉书·食货志》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西河农令”是西河农官的设置，属张掖、酒泉郡的设置时间相当。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年）设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则西河农官大概也置于元鼎年间。“农令”之称，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因此，“西河农令”官印，大概是从设置西河农官到太初年间的遗物。西河郡在西汉是一个大郡，属县三十六，人口八十九万；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记载“今访州府西北之永宁州，以至延安府之葭州，及榆林镇之东北境，皆是其地。”即包括山西西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在内蒙古境内，“西河农令”官印证明其范围及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这一带大部分在鄂尔多斯高原上。
图二 “西河农令” 印印文
“西河农令”是秦汉时“掌谷货”即专管粮食生产的农官，“西河农令”即指西河郡的农官，说明汉武帝当时在鄂尔多斯地区设置了专管农业的机构。
三、王莽时期的铸币坊
在霍洛柴登古城城外西侧柴登河东岸的坡地上，发现数座烧造陶器的窑址。2012年，经清理发掘在铸钱作坊遗址内发现铸币窑址4座；其中1号窑、4号窑保存较好，窑顶部部分塌陷，其余窑址保存较差；窑室平面为长方形，窑室一侧有火膛、火道、窑门等。发掘出土的长方形窑砖上刻有“六”、“土”等文字，应为修筑窑址时所用砖的编号；窑址分布井然有序，窑址附近还发现制晒坯场地，整个作坊遗址布局合理，应是统一规划建造而成，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图三 王莽时期的铸币窑址
图四 出土的部分“货布”铜钱
2012年，经清理发掘出的以及经公安局追缴回的古钱币达数千公斤，这批钱币大多为“货泉”，另外还有少量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布泉”、“五铢”钱等；在窑室及附近文化层中共出土了150余块钱范、其他陶范20余块；此次考古发掘还出土了9块有确切纪年的钱范，上有文字“始建国元年三月”、“钟官工···”等字样，“始建国”是王莽年号，为公元9年。此次发掘证实鄂尔多斯地区当时已有铸币机构及地点，并且同时铸造多种货币。在霍洛柴登古城发现的这处钱范与铸币遗址说明，王莽时期改变了汉武帝时期郡国不能铸钱的制度。
图五 出土的有纪年钱范
霍洛柴登所在的西河郡的铸币遗址是鄂尔多斯地区最大的铸造遗址，堪称“鄂尔多斯第一铸币坊”。根据出土的“始建国元年三月”（公元9年）进行推断，这座规模宏大的铸币坊应该是在王莽所建新朝时期。
四、古城周边出土大量精美文物的汉代墓葬
在城外东、南、西三面数千米范围内都分布有大量的墓葬，墓葬形制以土坑竖穴墓和斜坡墓道的土洞墓为主，在城南墓区内，还发现一定数量的砖室墓。1971年发掘57座，出土有泥质灰陶和釉陶仓、灶、井、罐、熏炉及铜钫、壶、五铢钱等。2004年由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和杭锦旗文物管理所联合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2座，为带封土堆的大型棺椁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漆器、铜器、丝织品和贝壳等；陶器见大量彩陶，上墨书隶书；漆器主要有勺、盒等；铜器种类繁多，有鼎、钫、壶、灶、盉、铣、钵、灯、博山炉等；还出土了四只铜镇纸，镇纸呈卧虎形，造型生动，为汉代精品文物。依据城址及墓葬出土遗物推测，其时代约相当于汉武帝到王莽阶段，即西汉早期偏晚阶段直至新莽时期，有的墓葬延伸至东汉时期。
图六 霍洛柴登古城出土汉代铜鼎、熏炉、壶、灯
自古以来，鄂尔多斯高原南端正好是我国牧区和农区的分界线，是北方草原部族和中原农耕王朝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霍洛柴登古城就位于这个地带的中心，无论是秦汉对匈奴用兵，还是和亲友好，这里成为多民族融合和经济交流的重要区域。鄂尔多斯地区在秦汉时期，土地肥沃、水草肥美，当时被称为重要的“新秦中”和“河南地”，成为中央政权的粮仓。霍洛柴登古城为大型古城，出土了众多珍贵文物，内有铸铜、铸币和窖藏遗址，特别是“西河农令”印尤为珍贵；加之，古城周围有大量规模宏大汉墓的存在，凸显了霍洛柴登古城在鄂尔多斯、内蒙古乃至我国北方汉代遗迹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006年，霍洛柴登古城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文献：
1.甄自明：《细说霍洛柴登古城》《鄂尔多斯学研究》2014年第4期。
2.李芸主编、甄自明编著：《鄂尔多斯历史故事》，学苑出版社，2024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