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鄂尔多斯地区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考古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乌兰木伦遗址以及水洞沟遗址等，接续不断地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与环境风貌。到新石器时代，这里不仅有中原仰韶文化相关类型的存在，更有与东北红山文化交融而成就的地域文化。此外，黄河岸边农耕与渔猎共存的永兴店文化等，彰显出地域文明的多姿多彩。进入夏商以来，农牧共生的朱开沟文化，更是开启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时代的更迭，民族的交融，文明的互鉴，使得这里形成了多种文化交叉并存、共生共融的早期黄河文化风貌，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奉献着自身的力量。
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西部即陆续发现了大量以动物造型或纹饰为装饰题材的青铜器及金、银制品。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且与欧亚大陆草原文化有着一定联系的精美文物，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学、民族学等研究价值，同时也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备受瞩目。由于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区域范围内所发现的这类文物数量最多、最集中也最具特色，又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怪兽咬斗纹青铜饰牌，战国中晚期（前376~前221年），铜鎏金工艺。略呈长方形。饰牌正面图案为三个神兽嬉戏、咬斗的场景。三个神兽一大两小，造型一致，皆虎形，鹰嘴。两幼兽一前一后分别咬住母兽的足跟，并用兽爪抓扶。面对此景，母兽神态祥和，自然恬静，用嘴吻抵住幼兽的脊背，表现出强烈的舐犊之情。在兽的头前、鬃背、长尾三部皆装饰有鹰首图案。这种用鹰、狮、虎等不同动物组合起来的新型神兽特征非常鲜明，是先秦时期和两汉时期欧亚草原地区非常流行的器物，学界通常称之为“格里芬式怪兽”，所作动物形象充满了异域风情。
鄂尔多斯青铜器在造型、装饰纹样与装饰风格等方面，受到了来自中原与欧亚草原两方面文化的影响。中原青铜文化、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对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结果，在青铜器造型及艺术方面，鄂尔多斯青铜器明显汲取了南西伯利亚及阿尔泰地区的部分文化因素；而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互动，无疑又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所助益。
（摘自窦志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文物出版社，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