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夏窖藏
鄂尔多斯地区作为党项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和西夏统治的战略要地，保存有包括遗址、墓葬、窖藏在内的众多西夏遗迹，其中最具西夏特色、出土遗物最丰富的就是当地发现的西夏窖藏。
（一）窖藏分布
窖藏是地窖内贮存或埋藏财物的遗存，多藏有瓷器、钱币和金属工具等贵重物品。窖藏多是战乱时人们希望逃难归来后能找出埋葬在地下的物品，但是没能回来取出而留至现代的遗迹。至今，在鄂尔多斯地区共发现有西夏窖藏11处，其中东胜区1处，为板洞圪旦窖藏；达拉特旗1处，为新民渠窖藏；杭锦旗1处，为广丰窖藏；乌审旗1处，为陶利苏木窖藏；伊金霍洛旗6处，分别为牛其圪台窖藏、阿日雅布鲁窖藏、陶家格楞窖藏、瓦尔吐沟窖藏、白格针窖藏、根皮庙窖藏；准格尔旗1处，为敖包梁窖藏。
（二）典型窖藏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11处西夏窖藏中，比较典型的有新民渠窖藏、陶利苏木窖藏、敖包渠窖藏、白圪针窖藏、瓦尔吐沟窖藏等。这些窖藏出土的大量西夏瓷器、铁器、钱币等珍贵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新民渠窖藏。1982年，达拉特旗盐店乡新民渠村村民在耕作时发现两口对扣的大铁锅。锅内放置大量古钱币，有东汉“五铢”，唐“开元通宝”，北宋“祥符通宝”“元祐通宝”“宣和通宝”，西夏“天盛元宝”“乾祐元宝”等铜钱，共计12种26式272154枚。另外，还有大量粘连无法统计数量的西夏铁钱。该窖藏是鄂尔多斯地区一次性出土数量最多的钱币窖藏。
图一 鄂尔多斯境内西夏窖藏出土的西夏文“大安宝钱”和“福圣宝钱”
陶利苏木窖藏。1987年出土于乌审旗陶利苏木陶尔庙嘎查，其古钱币总重约430公斤，共计115707枚，币种上至秦“半两”，下到西夏“乾祐元宝”，共77种402品，是鄂尔多斯地区出土钱币种类最多的一处窖藏。
敖包渠窖藏。1982年发现于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乡敖包渠村。出土时在一个大瓮内盛放瓷器，瓮口上覆盖一铁锅，瓮腹部套一铁箍，铁器堆放在大瓮周围。共出土瓷器21件、铁器54件，其中铁器有鍑、锅、釜、铧、犁镜、马衔、马镫、铐、锭等器形。出土大量不同形制的铁器，是这一窖藏最大的特点。这也是鄂尔多斯地区西夏窖藏中首次大量出土西夏铁器。
图二 敖包渠窖藏出土铁犁铧、铁犁镜
白圪针窖藏。
1985年发现于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白圪针村。出土有黑釉剔花瓶、黑釉剔花罐、白瓷碗，酱釉的瓷壶、瓷瓶、瓷罐、瓷盆及石磨、铁臼和铁杵。这个窖藏的瓷器十分精美，是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瓦尔吐沟窖藏。1986年发现于伊金霍洛旗布尔台格乡巴图塔村瓦尔吐沟河的二级台地上。出土有酱釉剔花罐、酱釉盆、褐釉瓷碗等瓷器，羊首铁灯、铁勺、铁臼、铁犁铧、铁锅等铁器及陶瓶等。其中像羊首铁灯这么复杂的羊首装饰器物是首次发现。
（三）窖藏特点
1.窖藏出土钱币的特点鄂尔多斯地区西夏窖藏多出土西夏铜钱、铁钱和宋钱，且宋钱多于西夏钱，表明西夏与宋的“岁币”情况、“榷场贸易”和私市繁荣的情况，以及西夏境内大量流通宋朝钱币的情况。而大量汉代和唐代钱币的出土，说明西夏百姓可能有保存汉唐钱币的习惯，或者可能汉唐钱币当时仍然在流通。
西夏铸币采用的文字不同，铸币的目的也不同。西夏文的年号钱多是为了纪念某一西夏国大事而铸造，如“福圣宝钱”是为庆祝毅宗立后，“大安宝钱”是为纪念惠宗亲政。所以，“汉文钱”才是真正主要的流通货币。
早期铸币为西夏文字，是党项统治者意欲摆脱汉文化，推广西夏文，向辽示好、向宋示威的结果。中期铸币两种文字共用，一方面取决于与辽宋关系的好坏；另一方面取决于统治集团内部蕃、汉势力争斗时哪一方占上风。晚期铸币全面采用汉文铸钱，是与金、南宋三足鼎立过程中，商品经济发展，铸币完全成为流通手段的结果。
2.窖藏出土瓷器的特点鄂尔多斯地区西夏窖藏出土的瓷器均为西夏典型瓷器，采用的剔花技法均为西夏当时流行、成熟的技术，究其来源，应属于灵武窑系产品。该窑系与河北的磁州窑、陕西的耀州窑有技术交流，但也有其自身的独特风格。灵武窑的窑炉大体上和宋、金窑炉相似，以煤做烧窑燃料。窑址作坊中有火炕，用来烘干坯体，这是因为西北地区干燥，不适宜室外晾坯的缘故。灵武窑装烧方法博采众长，有8种装烧形式。其中顶碗覆烧法减轻了胎体厚重的缺点，增加了装烧量，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烧瓷技法。
图三 西夏牡丹纹酱釉剔花瓷瓶
党项原本并无瓷器制作，直至李继迁时期，仍从北宋进口瓷器以满足需要。接受中原文化后，在中原地区成熟技术的影响下，很快有了相当规模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在宁夏、甘肃、内蒙古原西夏故地都发现了西夏瓷器。西夏瓷器中黑釉或褐釉剔刻花的瓶、壶很有特色，其工艺是在器物主体部分开光，剔掉部分釉层，显露出大型花卉图案和装饰图案，形成釉色与胎地的鲜明对比。不仅纹饰纯朴雅致，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其纹样突起又显现出浅浮雕的魅力。这种剔刻瓷器造型大方、端庄，剔刻疏密得当，色泽有强烈的对比感，明显不同于宋瓷和辽、金瓷器，且剔刻过程不能伤及图案，否则无法修复。
3.窖藏出土铁器的特点鄂尔多斯地区西夏窖藏出土的铁器，包括鍑、锅、釜、臼、勺、镬、箅、鏊、铛、杵头等炊食用具，火盘、火撑、杵、熨斗、锁、剪刀、杆、箕、箍、灯等生活用具，锹、铲刀、铲、锄、镰、铧、犁镜等农耕用具，凿、锯、钩、环等手工业用具，马衔、马镫等车马器具，铐等刑具，锭、钱等商品流通货币，镞、刀、弓形器等武器。这些铁器反映了当时党项族炊事、生活、农耕、手工、出行、买卖、作战、刑罚等方面的情况。
据考证，西夏都城兴庆府等地有专设的锻造作坊，打造兵器或农具。夏州境内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在那里设立了“冶铁务”专司采矿炼铁。西夏的冶炼与锻造技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当时已采用了比较先进的鼓风设备竖式风箱。
（四）典型器物
西夏铁犁镜。出土于敖包渠窖藏。该犁镜长20厘米，宽23.6厘米，呈梯形，面微凹，背有四个桥形纽，并铸凸棱交叉相连，是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犁镜实物。犁镜和犁铧是配套使用的。在没有发明犁镜以前，犁铧均体量很大，不仅耗材多，而且截面大、易破损。犁镜既可缩小犁铧的体量，减轻犁具的重量，降低耗材，又能减少牛对犁具的拉力，是犁具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西夏羊首铁灯。出土于瓦尔吐沟窖藏。该灯圆柱状长灯杆顶端为一圆雕的羊首造型，羊首的犄角后部披挂有垂叠的条带和向额部弯回的冠状圆形饰物，羊首下颌髯须向前弯曲，衔接圆形浅腹圜底灯碗。灯杆下端接长三足灯脚。灯碗直径9.5厘米，灯杆直径1厘米，残高71.5厘米。如此形状的羊首造型，在西夏文物中还是首次发现。据考证，西夏皇族宗室有将神像做成“羊首絺冠”的习俗，而这件羊首铁灯正印证了他们对羊的崇拜，同时也说明该器物非一般的民用物品。
西夏牡丹纹黑釉剔花瓷瓶。出土于白圪针窖藏。该瓶小口、口部内敛，缩颈、斜肩、腹微鼓、圈足、足底内凹，通高39.5厘米，最大腹径16厘米。施黑釉，在肩部和近底处各有一圈露胎。腹部采用剔花技法在两面各饰有牡丹花纹一幅，有葵形开光。近底处刻划一鹿，作惊悚状回首，口中喷吐出一团云雾。有专家认为，鹿回首吐云雾图案应解释为鹿回首衔草图案，“衔草”与“仙草”谐音，“鹿”与“禄”谐音，有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此器物图案主题突出、凝重浑厚，是西夏文物中少见的精品，属国宝级文物，多次应邀赴北京、上海等地和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展出。
二、其他西夏文物西夏“首领”铜印。铜印印面为方形，印文为字体繁复、屈曲盘回的西夏阴文九叠篆书“首领”两字。印背部带有长方形柱状钮，印背钮两侧及顶端刻有行书体的授印年款，掌印人姓名以及标示印章方向的“上”等西夏文字。西夏的官职一般效仿中原王朝，由于所设置的官职多由原部落中的大小首领充任，因此西夏印章中印文为“首领”的官印，相当于现在官员的个人印章，代表着权力和地位，和单纯的个人私印具有本质的区别。该印现收藏于鄂尔多斯博物馆，为二级文物。
西夏“内宿待命”铜令牌。铜令牌整体略呈“凸”字形，上端有穿系椭圆形孔，下端为向内的双联弧状，周廓起棱，正反两面均刻有西夏阴文，正面为“内宿待命”，背面为“定如□□”。“定如”为西夏的族姓及姓氏，因此推测背面的文字为持有者的姓名。西夏时曾设“内宿司”，主要负责宫内的“宿卫”之职。“内宿待命”令牌应该是西夏高级侍卫官所持有的证明身份的信物。
排子湾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出土于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排子湾李氏家族墓志铭中，开首用了大段的文字记述其家族起源经过，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这是截至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西夏拓跋李氏家族自己对本族起源的记录，对于研究西夏拓跋部李氏家族的族源、世系，与汉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以及相关夏州地区的历史、地理变迁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图文摘编来自：陶文辉、甄自明主编《鄂尔多斯历史文化》
